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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上海战士睡马路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刚结束，我从华东野战军第八野战医院被抽调到三野后勤部政治部政训队培训，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渡江后，政训队住苏州木渎镇，学习城市政策，掌握旧政府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姓名、住址、电话等内容。
1949年5月下旬，正是黄梅季节，几乎天天下雨，很少见到阳光，我们都是从北方过来的军人，穿的是山东大娘做的底子很厚实的老土布鞋，终日在雨天湿滑的道路上行走，内外湿透，非常不利索，大家都想买双雨鞋穿。但参军多年，享受的都是供给制，从未发过钱，身无分文。
车到山前必有路，想得快不如来得快。此时，宋庆龄女士慰劳所有进城解放大军，每人发一斤猪肉，时价为5角一斤;同时，为欢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市长决定也为每个军人发放一斤猪肉;紧接着部队第一次发放津贴(当时我们叫薪水)，每人6角钱，三笔加起来共计1.6元。战友们多来自贫困家庭，1.6元也让大家感到兴高采烈。
不过，一下子拿了“那么多钱”，怎么花?用在什么地方?大家伙七嘴八舌，最后一致认为，当前最急需的是雨鞋。主意已定，几个人相约利用休息日去买鞋。好不容易盼到了休息天，我们从霍山路出发，看见有买雨鞋的店铺就进去讨价还价一番。有些店主看到我们这些“土老帽”，要价很高。我们也推选了能言善语的战友来砍价。对我们来说，少花一分钱也是好的，就这样兜兜转转，讨价还价，一路来到宝山路的老北站，总算买到了比较称心的低帮雨鞋，每双1元3角。
后来，我分配在三野后勤部接管三处，主要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军队逃跑后所丢下的后勤物资，诸如棉被、雨衣、布匹、米面油盐等等，大型军库为存取方便，都设在西藏路苏州河两岸码头附近，我们接管人员一律在库内看管，房间里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搅得人无法入睡。领导发现后，给每人发了一块大纱布，我们就用它从头到脚将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可蚊虫无孔不入，照样从纱布的缝隙处钻进来，根本阻挡不了它们。我做梦都想着哪天能有一顶蚊帐来抵挡这可恶的虫子。
上海民众夹道欢迎解放军
机会果然来了。进城后，部队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除增加伙食费，干部还发香烟，“排干”每人发6包飞马，连营干部每人发8包大前门。我是个排干，才20岁，不抽烟，所以就将烟送给排里会抽烟的同志。本来我赠烟的行为属于“友情赞助”，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但那些同志过意不去，就把他们分到的大纱布裁剪下一些送给我，说是礼尚往来。得到这些纱布后，我高兴极了，赶紧拼拼凑凑做了顶蚊帐，总算能抵挡上海的蚊虫叮咬了，从此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想不到一双雨鞋、一顶蚊帐——这些现在人眼里再寻常不过的一般生活用品，却成了我这个北方人很快融入大上海生活必不可少的两大珍贵物品，并实实在在地帮助我愉快、健康地度过了那段既艰难困苦，又热血沸腾的难忘岁月，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
美国到现在都没想通：上甘岭为何成铜墙铁壁
上甘岭作战指挥所
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中国军队的两个主力师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可是中国军队却做到了。电脑往往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以寡抵众以弱胜强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二百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当时的事实是，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喋血岭”和“伤心岭”，尽管他们损失了几千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美军将领范弗里特预计以二百人为代价，在五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联合国军共七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志愿军方面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方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十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西方山谷地，而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连，秦基伟自己也承认算不上主力的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五圣山下敌方集中了六七倍的优势兵力，至于火炮、飞机、补给等优势就更不必说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半，战斗打响。
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山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上甘岭作战指挥所
美军三百二十多门重炮、二十七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五百五十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
这一天里，敌军向上甘岭发射三十余万发炮弹、五百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即便是这样，直到四天以后;十月十八日，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十五个步兵连全部打残，最多的还有三十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
十九日晚，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
597.9高地九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把它掏空，修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
十九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约有四五十米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拖着伤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顶住往里压，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上甘岭阵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十六个人，在对四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过黄继光并未喊出后来那句让四亿五千万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让祖国人民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他们炸掉了三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在医院听到报上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曾上书陈情。志愿军总部遂撤销黄继光“二级英雄”，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一级别的荣誉。
誓死守护主峰
二十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二十一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十七个营，伤亡七干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四十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上甘岭阵地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十月二十四日晚上，秦基伟将军部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一百二十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二十五名战士。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十月三十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一百三十三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炮弹，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十月十四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炮弹的狂轰。
五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次日凌晨，联合国军发动了四十余次攻击。
一天下来，全员上阵的三十一团便完全丧失战斗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也没能恢复。十一月一日，联军再度反扑，打到二日拂晓，反被我坚守部队打了个反击，收复597.9高地全部表面阵地。四十五师补充后用于反击的十个连也全部打光。十一月十五日，联合国军分五路进攻，四十五师最后一个连队增援到位，打到下午3点，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送回: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
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上甘岭美军某部指挥部
随手抓把土，可以数出三十二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三百八十一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杆上，嵌进了一百多个弹头和弹片。这片3.8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上甘岭”上的奇迹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一百九十多万发炮弹，五千多枚航弹，我们只有四十多万发炮弹，而且全是后期才用上的。
数百万发炮弹蹂躏着这两个区区3.8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这两个在范弗里特的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攻下来的小山头，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勇敢精神。
此役之后，我方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十八度纬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九八六年出版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不到海拔1061.7米的五圣山，却标出了上甘岭。
原本是二等部队的十五军四十五师，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军委从全军中抽出三支主力;第一军、第十五军、第三十八军，交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挑选其中之一，改建为中国第一支空降兵军。
上甘岭地形示意图
这位上将选择了十五军，理由是:“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
从此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西方人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你必须击败过另一个强国的军队。
历史已经记不得那一万多位在战火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的五圣山糅合在了一起。
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唯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我们造不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进口。美国人可以动用B一29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甚至可以在长津湖华氏零下二十度的气温里整夜埋伏，身上仅仅只穿着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三点八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一日之内落弹三十余万发;一万余人，要对抗七万多敌人;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以伤残严重的连对抗敌军齐装满员的团，几乎没有炮火支援，弹药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苹果常常要牺牲好几条人命还不一定送得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美国人不是输给了地利。他们忘记了拿破仑一百余年前讲过的话:“中国是一头睡着了的狮子。”
上甘岭美军某部指挥部
上甘岭志愿军击溃美军：蒋介石在台湾大笑
“上甘岭战役”一度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代名词，战役惨烈空前。这场战役是美方攻击中方防守的一个小山头上甘岭，美军没有把其当做多大回事。美军猜到了开始猜不到结局，谁也预料不到，这场战争最后演变成战争史上一场空前的人肉大战。
上甘岭虽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地型特别狭小，长仅2700米，宽1000米的地域内只有597.9和537.7两个高地，最多只能够放两个连在上面。美第八集团军指挥官范佛里特，把这次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计划以伤亡250人代价拿下上甘岭。结果，这场战役打成了双方为了争“脸面”，而演变成“肉磨子”。
据有关资料：联合国军调集6万兵力、320门火炮、170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阵地猛轰，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3.7平方公里的山头生生削掉两米多。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死亡人数是7100人，伤残8500人;联合国军死亡11300人，伤13600人。伤亡比为1：1.6。许多中国士兵不是被打死的，是被炮弹震死的。据志愿军统计，自己伤亡1.15万，估计杀伤敌军2.5万。
战斗激烈程度空前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双方10万余人拼命厮杀，共有4.06万士兵倒在这片土地上，“上甘岭战役成为名副其实的绞肉机”之战，古今中外战争史所罕见。
鏖战43天后，美国人被彻底打服了，不得不承认无法攻克上甘岭，此役后联军停止了任何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万般无奈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军止步三八线。
上甘岭地形示意图
“上甘岭战役”是秦基伟15军打的，12军副军长李德生亲自带领31师参加了战斗。这两支部队同属于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是王近山，王司令最后也亲自上了高地。
克拉克评价，“这是朝鲜战场的凡尔登。”林彪讲，“上甘岭是肉磨子。”
蒋介石十分解气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
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最先进的陆海空立体军事集团，30多个后勤支援国家，加在一起40多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丢人现眼，耻辱啊!”
美国继任总统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在位期间都怀着不解的疑惑到三八线去一探究竟，要看看毛泽东的士兵用了什么魔法，奇迹地守住这个山头。
抗美援朝密史：苏联在朝鲜战场上的四个花招
志愿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炮火冲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一路高歌猛进打得韩国军队大败亏输。朝鲜军队已经将韩军和一些美国军队包围在了釜山，就在即将消灭韩国的时候，美国的大股援军出现在了朝鲜军队的后方。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此时应该出来讲话的，但是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先后四次黑了中国，致使中国不得不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厮杀了3年。
一、美国准备干预朝鲜战争，苏联做了缩头乌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对韩国不宣而战，大批朝鲜军队攻入韩国境内。当时朝鲜军队在装备和人数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朝鲜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将韩国军队和一些美军援军包围在了釜山那狭小的地域里。对于朝鲜对韩国的“入侵”，当时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了一直意见，美、英、法、中(台湾的中华民国)等一直同意组成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此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本应可以动用否决权，但是那天苏联代表“以外缺席。”苏联的缺席只是提案得以通过，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地区登陆，朝鲜军队被俘者在12万人以上，家底几乎全部赔完。联合国军一路推进到了靠近中国的地区，致使中国为了自己战略缓冲的需要不得不考虑如何防御。
二、答应中国的空军支援，最后失约了
抗美援朝资料图
当时苏联与美国在欧洲已经是剑拔弩张，而经过二战的破坏，当时的苏联根本没有力量与美国全面对抗。朝鲜地区与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的安全都息息相关，当时苏联在没有力量对抗美军的情况下，一直怂恿中国出兵朝鲜。当时的新中国刚刚经历了解放战争，急需要稳定下来恢复国力，本来对朝韩的战争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是在联合国军即将抵达鸭绿江的时候，中国坐不住了。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几乎全部都在东北地区，如果朝鲜消失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将会非常的被动，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考虑是否出兵朝鲜。此刻苏联表示如果中国出兵朝鲜，苏联方面可以提供空军支援，并且还可以援助大量的装备。可在中国的三个军进入了朝鲜之后，苏联方面变卦了。表示为了和美国的关系不至于太紧张，空军无法出的，就连装备也是有偿援助的。此时中国军队的攻势已经铺开，说什么都晚了。
三、苏联方面再次缺席
中国出兵以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制裁和封锁。起初联合国军在朝鲜方面的兵力不足，无法打败中国军队。联合国就是否继续增兵朝鲜进行了会议，最后会议一致决定同意继续增兵。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此时应该使用关键的反对票，但是此次会议苏联代表再次缺席。苏联的计策很高明，一方面自己在欧洲开始扩张，另一方面则让中国拖住美国，从而消耗美国的国力。而中国为了稳定战局，也向朝鲜战场不断的增兵。
抗美援朝资料图
四、苏联的公开声明，使中国不打也得打
1950年10月，中国出兵以后，经过一些列的战斗，战线逐渐稳定。双方陷入了拉锯战，双方都不想这样继续消耗下去。中国希望早点开始国内的生产和重建工作，美国希望在欧洲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在这样的前提下，中美双方在1951年7月就开始了谈判。这样的谈判是在一边打一边谈的条件下进行的，起初双方互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不过随着双方的战斗逐渐进入焦灼状态，中美都进行了让步。在1952年，双方已经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朝鲜战争有望在1952年年底之前结束。但是此时苏联又出来搅局了，苏联发表了一份支持中国的声明，而且措辞十分强硬。当时美国人认为苏联是可以影响中国的，苏联表态之后，中国肯定对继续打下去。就这样双方的谈判再次进入僵局，两大阵营的军队只能继续厮杀。苏联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坑了中美两个大国，更坑了朝鲜。
抗美援朝趣闻：志愿军神秘武器把美国打懵
没良心炮
对于整个志愿军乃至第五次战役而言，566团的突围，都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战。然而，细细想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斗--已经被美军黏住的566团，用了怎样的一记回马枪，竟然可以让紧紧咬住的美国人松了嘴?也许由于这次战斗的规模小，战史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小理山之战中，朱彪和他的566团怎样脱身而去，一直是萨心中的一个谜。这个谜，直到2008年的冬天才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解答。那一天，萨和新浪军事频道的主持人文坛一起采访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北郊的老人。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点，双腿都有一点跛，眉心有一块不显眼的疤痕。他出门骑的是一辆三轮车，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汽车票钱。直到他拿出五十年代身穿苏式军官服的照片，我们才能够确认，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老人，就是照片中那个帅气的尉官--小理山阻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杨恩起。
杨恩起，辽宁营口人，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189师566团1营1连的通讯员，抗美援朝胜利后入军校学习，此后一直在566团任职，直到退役。按照杨老的说法，当时和566团交手的敌军中，最能打的并不是美军。“美国人不行，美国兵一打，一见流血他就往后撤，他一看前边有躺倒的了，他就不往上冲了。”倒是抓俘虏的时候颇费力气--“抓住以后他不肯下来，最后咱的兵也狠，拿铁丝把他大鼻子给穿上，拧上跟牵牛似的就给拉下来了--不这样不行啊，敌人一打炮就得把他炸死。我们不敢违反战场纪律，可下来有个兵怕他跑，把人家手腕也给卸了。完了人到团里一告状，那还不受到处分?咱们给人炒面，人也不敢吃，你吃第一口，完了他才敢吃;你给他烟抽，他也不敢抽，你点着了，你抽着了给他，他才抽，他怕毒死。”
不能说美国人怕死，或许只是价值观不同，但朝鲜战场上美国兵的表现的确让中国军人觉得不太好恭维。真正能打的是英国兵。“最能打就是英国兵，英国29旅(实际应为28旅)，胡子兵，都是胡子拉碴的，都参加过二战的。”“英国兵枪法好，专往这儿(用手指眉心)打。”可是，这样能打的英国兵，怎么就没能把566团留下呢?
抗美援朝资料图
当萨迷惘地问起这个问题时，杨老说出的两个字，一下让萨感到脑海里闪出了一道灵光。杨老说，他们在守卫小理山的时候，使用了一样特别的武器，叫做“飞雷”。杨老的阵地，只用了两个飞雷，就把当面的英军炸得沉寂了足有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说了，仅仅“飞雷”这两个字就能够解释一切。飞雷，是一种中国军队独创的武器，在世界任何一种兵工厂里，都无法找到，它还有一个更加闻名遐迩的名字--没良心炮。
根据记载，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精锐第12兵团黄维部在1948年11月落入解放军包围。黄维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组织兵力昼夜构筑工事，试图依靠精良的装备死守待援。12月6日，解放军发动总攻，率先攻击12兵团第10师坚守的李围子。黄维在李围子放了整整两个团，却被一击而破，国民党军称解放军使用了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只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被称做“固若金汤”的集团工事。李围子成了一片焦土。许多俘虏被炮火吓傻了，不少人的棉衣被炸碎，有的是从炸塌的工事里挖出来的，一个个面色如土，连声惊呼：“打得好惨!打得好惨!”国民党军第10师特务连一个伤兵说：“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村庄被打得好像一只船，乱摇晃!”敌特务连总共一百来人，至少有80人死伤在爆炸之下。
朝鲜战场
其实，这根本不是大炮。当时解放军的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土武器--用汽油桶作炮管的炸药包抛射器，埋在地下发射，称为“飞雷”。这种不起眼的兵器威力很大，每发“飞雷”大约有十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能打出去一二百米，所到之处，碉堡、人马都会炸飞。许多炸倒的敌人身上往往找不到伤口，却七孔流血，是震死的。弄清情况以后，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干脆称做“没良心炮”。
和杨老谈过之后，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八九师师史》、《步兵第五六六团团史》中，都找到了此战中朱彪所部使用“飞雷”的记录，并提到566团1营某部副班长王文礼在使用飞雷时不幸牺牲。有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留下的记录，说明杨老的描述并非虚妄。这种武器，毕竟是临时的发明，它存在射程短、危险性大等缺点，所以在朝鲜战场，很少听说曾使用“飞雷”的记录。苏联提供的喀秋莎火箭炮，有效地替代了它的位置。那么，朱彪怎么又把它用起来了呢?
朝鲜战场优秀指挥员
朱彪对美军使用“飞雷”，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首先，所谓“没良心炮”真正的发明者正是出于华北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和战斗骨干高文魁。聂佩璋是山西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1938年参加八路军，擅长爆破，曾在抗战中多次用炸药抛射地雷的方法炸毁日军汽车。在和阎锡山部作战时，聂、高二人利用抗战期间用炸药抛雷炸鬼子的战术研制出了“飞雷”这种武器，1947年9月首先在河南陕县攻城战中使用。此后，高文魁升任中野4纵22旅工兵队长，才把这个技术带到了淮海战场。同是出身华北的朱彪，懂得玩“飞雷”很正常。其次，在五次战役和美军的反复交战中，566团缴获了大量美军的空汽油桶，再认真进行坚壁清野的美军也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可怕的武器。小理山已经打成了短兵相接，“没良心炮”射程短不再是问题，在朱彪眼里，只怕这种其貌不扬的家伙比喀秋莎更令人满意--喀秋莎BM-13火箭炮的口径只有132毫米，而且根本拖不上山，“没良心炮”呢?口径300毫米，挖个坑就能打……
制造“没良心炮”，只要有汽油桶和黄色炸药包就足够了，被敌人死死黏住的朱彪不用它用什么来摆脱追兵呢?
可以想象，当中国军队突然打出一排“没良心炮”这样古怪的东西时，对面的美、英、韩军是多么的惊讶!从敌方的资料中萨未找到遭到“没良心炮”袭击的相应记录，但英军第28旅上尉参谋诺斯·汉克尔在《1951年朝鲜夏季作战》中，提到当天和志愿军在前线对峙的英军曾遭到中国军队“从纵深打来的准确的大口径炮弹”的攻击。
李奇微回忆朝鲜战争：中国军号让人心惊胆寒
朝鲜战争指挥官李奇微的回忆：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国侵朝期间，1950年12月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等职。他在所著的《朝鲜战争》中回忆到：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兵，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隐蔽的绝好机会。
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总部对于阻止对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对方的实力。
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做饭的火光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
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11月2日，早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
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81年4月8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9月11日，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它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的这个国家。这在远东战场是个敢作敢为的步骤。我甚至可以说，考虑到中共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步骤。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作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
我们90%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送回家，结果却把遗骸留在了朝鲜
地面攻势于感恩节第二天11月24日开始。麦克阿瑟在发动这场攻势的同时，在东京又发表了一个充满火药味和不必要挑衅的公报，最后说：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攻势将实际上结束战争。据他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对第9军军长约翰·B·库尔特重申了他在威克岛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把孩子们送回家。
起初一帆风顺。在第8集团军方面，丘奇的第24师在起初几小时内，所向无敌，向前推进了3-4英里。但是，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中国军队袭击了位于第8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2军，该军四散溃逃，把美军第2师暴露出来。
在战线左翼，韩国第1师眼看要被击溃，使第24师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远在东面的第10军战区，中共的部队猛烈攻击了清津水库附近的陆战队。不出48小时，沃克和阿尔蒙德已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大批中国军队的伏击，整个地面部队处于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
1950年11月27日至28日夜间，我们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有些歇斯底里的电报。
在最后一段中，麦克阿瑟以一种不太常见的温和调子承认说：中国人在客观上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形势因此出现了崭新的变化。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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